在朝鲜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，一块墓碑静静矗立。碑文清晰写着长眠者的身份：“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长子”。
然而，这块碑文初稿，曾让毛泽东本人深陷沉思。他仔细审阅后，只轻叹一句：“碑文很好，只是有一点缺憾！”
这份缺憾，是他心中未能刻上爱妻杨开慧的名字。这番话，透露出一位丈夫与父亲的至深情感。
可最终，他亲手否决了将妻子名字加入碑文的可能。这份私人情感的流露，与他最终的决绝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一个父亲最大的情感遗憾，为何被他自己否决？这被刻意保留的“缺憾”，究竟是对儿子的亏欠，还是某种形式的最高成全？
那个“我是谁”的追问
毛岸英，这位特殊的青年，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答案：作为毛泽东的儿子，我合格吗？他急切地想通过行动，摆脱身份光环。
八岁那年，他亲眼目睹母亲杨开慧被捕牺牲。随后在上海流浪，做过报童和学徒，幼弟毛岸龙也病逝街头。
那段苦难，铸就了他异于常人的坚韧。在苏联，他努力学习，拒绝加入苏联国籍，直言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的生命为中国而生。”
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，19岁的他请求上前线被拒。直到1943年，他才进入列宁军事政治学院，后以坦克连副连长身份参加白俄罗斯战役。
1946年回国，他拒绝安逸。他选择去工厂当工人，化名“毛远仁”，接着又到农村学种地，以此“补课”。
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他主动请缨入朝。彭德怀元帅起初顾虑重重，但毛泽东支持，并说出那句：“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！”
这句话，并非赋予特权，更像是赋予责任。他以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身份入朝，临行只对妻子刘思齐说，是去“很远的地方出差”。
1950年11月25日上午，美机侦察朝鲜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。毛岸英与高瑞欣参谋等人已转移防空洞，但为抢救机密电文又返回作战室。
美军飞机意外折返，投下凝固汽油弹。作战室瞬间陷入火海，毛岸英与高瑞欣壮烈牺牲，年仅二十八岁。
两次不动摇的原则
毛岸英牺牲的消息，对毛泽东而言，是难以言说的剧痛。然而，在处理儿子的身后事时，他展现出两次非同寻常的克制。
彭德怀元帅的电报，字字沉痛，请求将毛岸英遗体运回国安葬。这既是出于对烈士的尊敬，也是对领袖的体恤。
但毛泽东深思后，拒绝了。他最终决定，不搞特殊，让毛岸英与其他志愿军烈士一样，长眠异国。
他那句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，至今仍回荡着大公无私的胸襟。
第二个关键，是墓碑碑文的审定。碑文初稿，清晰地写着毛岸英的身份。
当周恩来同志提出，是否可遵毛主席心愿，加上杨开慧烈士的名字时，毛泽东摆手拒绝了。
他沉吟：“碑文很好，可却有一点遗憾，要是能写上开慧的名字就好了……就这样吧，不要改了。”
他解释：“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，就搞特殊化。”他选择将个人思念，让位于“所有烈士一视同仁”的原则。
这两次“不特殊”的决定，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原则体现。同时，也恰是对儿子一生追求“不特殊”的无声支持。
“缺憾”的答案
现在，再看毛岸英墓碑上的那个“缺憾”。它并非真的不完美，反而是对他一生追求的最终肯定。
碑文写着：“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长子”。这个身份，既是事实，也曾是毛岸英急于摆脱的“包袱”。
正是毛泽东两次“不特殊”的决定，使得这个身份标签被净化了。它不再是特权的象征，而纯粹是牺牲的证明。
它向世人宣告，领袖之子与千千万万普通战士一样，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，为国捐躯，毫无差别。
多年后，刘思齐才得知丈夫牺牲。她曾替毛岸英问毛泽东：“他合格吗？”
毛泽东听后，眼神复杂却坚定：“合格，我为他感到骄傲！”这份“合格”的证明，最终是由这座“有缺憾”的墓碑来完成的。
笔者以为
毛泽东的遗憾，是私人的，是一位丈夫对亡妻的深情，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思念。这份痛楚，他深藏心底。
他私下珍藏着儿子的衬衫、袜子、军帽等遗物，直到1990年才被工作人员发现。这件小皮箱，承载着他最隐秘的父爱。
但他的决定，却是公众的。那是一位领袖对原则的坚守，是对所有为国捐躯的烈士们，最崇高的敬意。
他用一个父亲最深沉的克制，成全了儿子用生命去追求的理想——做一个“合格的”、不搞特殊的革命战士。
墓碑上的那个“缺憾”，正是对毛岸英一生之问，最有力、最响亮的回答。它证明，毛岸英，真的合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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